目前全球预计有超过3 亿名罕见病患者，中国有1680 多万人。已经明确的罕见病有7000 多种，其中80%为遗传病，如白化病、血友病等，95%的罕见病仍没有特效药。国外著名罕见病慈善机构Findacure介绍，如果按照现在的药物发展速度，让罕见病患者用上创新药需要等500年。

国际罕见病慈善机构联合起来发起了“罕见病经典药物新用的公开呼吁（Rare Repurposing Open Call）”，以期待寻找资金和支持，从而探寻典药物新用的循证医学证据，将它们更快地应用在罕见病患者身上，因此，为了让罕见病患者更早地用上有效药物，他们已经连续6年举办“罕见病的经典药物新用大会”。

开发一个罕见病新药的风险极大，不仅需要大量经费投入，而且一旦通不过临床试验关口即意味着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损失，故无论美国还是欧盟药政机构对在老药里开发能治疗罕见病的新药研究工作都非常支持。相比而言，经典药物的罕见病研究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已上市药物的药动学以及安全性资料较为详尽，新用途的开发能很快进入Ⅱ期临床评估，使得研发周期缩短至3~12年。因此，发掘经典药物的新药理学效应对于节约医药资源、提升患者的生存期与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经典药物

“经典药物”指的是被投放市场用于临床时间较久，已为广大医药人员或社会人群所了解的药品。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生命科学的进步，精准医学时代下，通过对各种组学研究揭示基因调控机制，病理机制的进一步明确，以及经典产品新用途的生物学依据不断被发现，经典药物寻求新的适应症无疑将成为新药研发中的一大趋势。在美国 FDA 批准的新药中，大约有70%~80% 是已批准药物的新剂型和新用途。而经典药物的新用以及联合用药也为捉襟见肘的临床用药，甚至是罕见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二、经典药物新用的成功案例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FDA正式批准的经典产品改变用途成为“新药”的例子至少有上百例。有着百年历史的阿司匹林，其适应症由最初的解热镇痛，逐渐扩展到小儿腹泻、偏头痛、春季结膜炎与抗血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用于治疗疟疾和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在内的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氯喹，可以为急性肺损伤的治疗提供新的干预措施；最初开发用于高血压与心绞痛的西地那非，在II期临床失败后，被成功开发用于勃起功能障碍。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运动元神经病，因为特征性表现是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身体如同被逐渐冻住一样，所以这种病的患者有一种更广为人知的通俗叫法：渐冻人。2017年5月，美国FDA批准了依拉达奉用于治疗该病的新适应症；时隔22年，ALS领域终于迎来了继利鲁唑之后的一款新治疗药物。截至目前，依达拉奉已经先后在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四个国家获批用于ALS的新适应症。而此前它是脑卒中的经典治疗药物，2001年由日本研发成功上市后，迅速成为日本脑卒中治疗的一线药物。2004年在中国上市，并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已纳入国内外多部权威指南。类似的经典药物新用，特别是在罕见病领域，正在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精准医学时代，经典药物新用的过程或被缩短

随着生命科学高通量技术、计算机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的迅速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更为精细、更为系统地揭示不同疾病的分子机制。相比以往的经典药物探寻新适应症，多数是靠医生在临床上的偶然发现，现在可以结合生物信息学从海量数据中快速分析并确定药物靶标，从而大大加速了经典药品新用途的发现过程。

美国加州大学计算机健康科学研究所Atul J. Butte团队就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对公共数据库中已有的各种疾病及各种药物处理细胞后的基因表达谱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和配对疾病与药物基因的表达谱结合实验验证，结果发现治疗溃疡的药物西咪替丁(Cimetidine)可以抑制肺腺癌，而抗癫痫药托吡酯(Topiramate)能明显缓解炎性肠道疾病。相关论文发表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

在精确医疗时代下，医生可根据患者遗传分子信息作出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决定，预测不同个体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我们已可以同时检测几千个疾病相关分子，与现有的药品进行交叉比对，做到有的放矢。这些类似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

今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种疾病，并积极推动罕见病药物的研发。这是中国首次官方定义罕见病，《目录》的颁布既是罕见病领域零的突破，也为罕见病药物带来了春风。

日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支持下，北京协和医院联合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等多家机构，发起成立了中国罕见病联盟，并将探索属于罕见病患者的中国方案。随着对罕见病定义的明确与基础研究的增多，罕见病领域的经典药物新用，或将是下一个风口。